杨石先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化学家。曾用名杨绍曾。1897年1月8日生于杭州一个没落封建官僚家庭。祖籍安徽怀宁。
　　杨石先六岁时，离开杭州，到了济南。11岁时又随家迁津，考入了天津民立第二小学。13岁时考取刚刚成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这里接受了中学及初级高等教育。
　　清华学堂设中等、高等两科，各修业四年。杨石先学习很刻苦，过度的劳累，损害了他的健康，经常咳嗽，一患感冒就很不容易治好。这件事引起了周贻春校长的关注，他发觉学生们的体制存在问题。为此，他采取了强制体育锻炼的办法。杨石先长久以来养成了不好动的习惯，常常逃避上述约束。一次周校长到操场巡视时，发现他躲在僻静处看书，便严厉质问：“你为什么违反校规？这样会把身体搞垮的。”又问：“你将来想干什么？”杨石先说：“当个科学家，用科学技术救国。”校长告诫他：“你的志向虽好，但向你这体格，将来如何耐得劳瘁，学成也无法任事，谈何救国！”校长的话给了他很大震动，从此便强制自己参加体育锻炼。起初不过勉为其难，慢慢地便领略到它的益处。登上、踢足球是他最喜爱的运动，国内名山他爬过很多。
　　杨石先从小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但生活对他并不格外宽厚，他曾遇到了外语的障碍、病痛的困扰和宗教的诱迫，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一种崇高的理想，当时这些就足以使他垂头丧气了。但他凭着拯救祖国的赤子之心，经过八年的寒窗苦读，终以优异成绩完成了清华的学业。1918年夏，他告别了祖国赴美留学。

　　美国康奈尔大学是一所学术优良的学校。杨石先入该校最有名的农科学习。康奈尔大学很重视大学部的教学水准，初等课程常由著名教授讲授。但后来，学校有名的农学教授大都被派往欧洲，帮助恢复那里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农业。于是，杨石先决议改修化学。他看到，化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受到的植物学教育，又使他发现，农业的进步也是和应用化学的成就分不开的。
　　他身在异域，常常为祖国的衰弱而忧虑。念及祖国的前途，越发使他刻苦学习。他经常带着简单的午餐走进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他的各门功课总是班里的前三名。1921年，他取得应用化学学士学位后，进了研究院。1923年，当他只差一年读完博士学位时，由于家境变迁，他只好接受导师的建议，用未完成的博士论文取得了硕士学位，启程回国。
　　回国途中，他在船上与清华同学李济相遇。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后已受聘于南开大学。李问：“有没有接洽什么机构？”杨告诉他：“已有人推荐去浙江大学。”李介绍说：“南开张伯苓校长办学出色，那里正缺化学教授。”当时的南开大学尚处初创期，远不是一个学府胜境。但是，杨石先经过一番考虑，还是选择了待遇虽微薄，而受政治势力影响较小的私立南开大学，作为他潜心追求“教育救国”的道路的起步之地。
　　在南开，杨石先与邱宗岳教授通力合作，担负着全校化学课的教学，深得校方信任和学生爱戴。1929年，他得到学校资助，再次赴美深造。张伯苓校长对他说：“你是南开享受教师学术休假的第一个人。”他在耶鲁大学任研究员，进行杂环化合物合成得研究工作，因成绩出色被推选为美国科学研究工作者荣誉学会会员。1931年，他在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取道欧洲，访问了许多著名学府。在德国，他谢绝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威朗教授得挽留，于九一八事变前两日，经西伯利亚回国，继续在南开大学执教。
　　在教学中，杨石先要求严格却不苟求，待人平易但绝不允许学习懈怠。他非常关心学生，尽量缩短师生间的距离，使学生能够对学习的内容有深入的了解。一位美籍中国血统学者回忆他30年代大学生活时曾写道：“南开大学不仅是一个教育组织，而且是一个大家庭。师生间的距离可以说没有。杨石先老师的化学课对我说来，并不是本系课程，但是他对每个学生单独的关切，过了几十年的长远时间，还是历历在目。”杨石先与学生间的这种融洽关系充分体现了后来为人称道的南开的一种优良校风。
　　30年代的南开大学已初具规模。为使化学系成为国内学术优良的系科，杨石先认为，南开化学系基础尚不雄厚，如各方面平行发展就无法和一些著名大学相比，应搞出自己的特点来。他提出以有机化学为重点的发展方向，并得到系主任邱宗岳教授的支持。其后，他们陆续从国外聘请了多位长于有机化学的教授来任教，这就为南开化学系后来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化学是试验的科学。杨石先不仅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而且很早就注意到对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他常常告诫学生，只在读书方面下功夫而忽视实验是不行的，因为任何理论和假设都必须通过实验来验证，真正的知识是从试验中获得的。为此，他亲自从国外购买仪器，不断完善实验设备，并经常到实验室知道学生做实验。1940年以后，他针对教学工作中不重视实验的缺陷，又多次重申上述主张。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和躬亲示范，重视学生基本科学训练已成为南开几十年来师承的传统，并在国内化学教育领域中有着很大影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战火蔓延到天津，南开大学也遭日寇野蛮轰炸。
　　8月，北大、清华、南开在南京筹组长沙临时大学。杨石先与南开经研所方显庭教授辗转到长沙，投入联大筹组工作。稍后，三校迁滇，更名西南联合大学。在此时期，杨石先被推选为理学院化学系和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1943年任教务长。当时，应为张伯苓校长常驻重庆，专心致力于南开中学的建设，所以他和黄钰生便共同代理南开在联大的事务。在学者荟萃的西南联大，杨石先所以为人推重，既是由于他的学识，同时也是由于他的思想品格和作风。他办事公道，以身作则。当时理学院在昆明城北门外，工学院在城西南迤西会馆，两院间往来无交通工具，许多教授不愿到工学院上课，杨石先推甘就苦，亲自去上课。系主任带了头，谁也不再推诿了。
　　杨石先器重人才。化学家蒋明谦教授谈过这样一段经历：1941年他考取公费留美生后，曾分别给三位导师写信，但只得到杨先生的回信，而且是十多页的长信。信中对他如何选择学校导师、课程乃至行装、旅程、礼节等都详尽给予指导。另外，他对一些经济拮据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经常给予热诚的帮助。无机化学家申泮文一度就是靠着他的资助才度过了停学的危机。量子化学家唐敖庆也曾得到他的照顾。唐敖庆在一篇文章里披露：“1943年，我爱人从家乡到昆明与我结婚。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杨老师知道后，现实介绍我当家庭教师，后来又介绍我到中学兼课。通过这些额外收入，免除了我一家的饥馁。”
　　1982年，杨石先以望九之年重返故地。置身于西南联大旧址――昆明师范学校校园。使杨石先感到惊异的是，他已无法寻找留在记忆中的昔日生活的痕迹。联大是抗日战争的产物，一切都带有战时色彩，校舍分散、简陋、破旧。现在映入眼帘的却是秀丽的校园。当他来到一椽茅舍前，他久久打量着这唯一保留下来的以泥坯为墙、茅草做顶的联大教室，风趣地说：“记得当时还有一种铁皮顶的教室。夏天泥土长上草，雨天铁皮顶奏乐，讲课要大声喊叫才行。”不论是谁，站在这历史遗迹前，总会要问：联大在这样地条件下，为何能培养这么多优秀人才？杨石先说：“当时地恶劣环境磨砺了大家的意志。同学们怀着中兴之志刻苦读书，许多人地论文是在茶馆里完成的。所以当时在昆明开茶馆已成盛业。”他举例说：“就以化学系为例，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改善实验条件，有时冒着土匪打劫的危险到云南内地去买药。另外尽量多开一些高级的课程。联大学生毕业后到国外去，基础理论非常扎实，一旦掌握了先进的实验手段，便会在科学上获得成功。联大的许多教师，不论才学、品德都为人敬重，不愧为人师表。”在行将告别故地之际，他伫立在西南联大纪念碑前，无限感慨地说：“科学人才和革命志士的同时涌现，给联大带来了殊荣。这种优良学风和革命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依然可以激励一代后人！”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杨石先赴美考察教育，在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教授，从事一种中国植物抗疟要素的化学性能的研究工作。由于他的出色工作被推选为美国“化学荣誉学会”会员。1947年，当他准备回国之际，该校研究院院长挽留他。杨石先毫不迟疑地说：“我们国家更需要人，我要把知识奉献给祖国。”回国后，他一直担任南开大许教务长，1948年代理校长职务。
　　1948年冬，天津近郊响起了临近解放的隆隆炮声，一些人相继而去，而杨石先谢绝了几次的劝行，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

　　1949年1月天津解放。9月，他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毛主席，他的心被一种难以言状的感情所激荡。处在新中国诞生的伟大时刻，聆听着毛主席发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他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泪。
　　解放后，杨石先担任了南开大学校委会主席，后任副校长、校长职务。1954年9月周总理在中南海单独接见了他。他向总理汇报了工作。当他讲到一直为兼职过多而困扰时，总理亲切的向他解释：“建国不久，许多事情要做，有才干的人为什么不能多做些事？当然二十几个兼职太过分了。你教了三十多年书就没有得力的学生、助手？学校的行政管理可以找个有威信、能办事的教师和懂政策的老党员帮助你，叫他们做校长助理。头半年自己抓得紧些，叫他们经常汇报；半年后，能称职的，你就推荐他做副校长，大部分事你就不必经常过问了。这样你的行政工作负担不就减轻了嘛？”总理接着指出：“你是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组组长，应把力量集中在科研工作上。我国科研队伍很小，力量很薄弱，应尽可能地加强这方面工作。”然后，总理问：“过去你曾有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想法，救了国没有？国民党只把你们当作装潢，根本谈不上发挥你们的作用。现在时代不同了，中国共产党将为知识分子提供用武的开阔天地。”听了总理的话，他感到思想开朗，心情舒畅。之后他遵照总理指示，妥善地处理科研及行政工作的关系。党的关怀和期望，激励他不断取得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1960年3月21日，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石先主持学校工作期间，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不论做任何工作总是倾注着自己的全部感情。他服从真理，却不盲从错误。建国初期，各大学外语课均以俄语取代英语。他当时就指出，这是一种狭隘的做法，将来必会由于语种的偏狭造成我国科学发展上的极大缺陷。同时，对于一个时期里，高等教育忽视质量，盲目追求数量的做法，他表示过极大的忧虑。他说：“大学培养的学生，其质量高低决定着学校工作的成败，没有质量的数量是虚假的。”他非常赞赏并力图恢复老南开重视教学质量管理，坚持高标准培养目标的好传统。
　　杨石先一向坚持认为高等学校应同时担负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他经常强调，同时注重教学和科研是南开大学的优良传统。他说：“南开大学很早就认识到科研的重要性。在解放前尽管他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私立学校，却有一个经济研究所，一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开国内大学从事科研之先河。”
　　同时，他遵循周总理指示，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通过长期观察，他发现国际上农药研究有从无机农药、植物性农药向有机农药过渡的趋势，于是他首先在我国倡导并实践有机农药化学研究，开始合成一系列植物激素。1956年，他从磷酸酯类结构的改变会带来生理作用的变化这个特点出发，又着手研究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的有机磷化学。1956年，他参加了我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会议，担任合组组长，会上作了《化学科学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的报告。会后，根据国家科学远景规划需要，开始从事农药及元素有机化学研究工作。同年当选中国化学会第十八届理事会事长。1957年4月29日任南开大学校长。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主席到南开大学视察了他和师生办起的“敌百虫”、“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这一年，他兼任中国科学院河北分院院长。1962年，他在参加我国第二次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农业规划会议后，受周总理委托，创建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杨石先以他渊博的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药物化学和园艺等方面的学识，带领科研人员经过数以百计的实验，研制出磷32、磷47、灭锈一号和除草剂一号四种农药，并获得了国家科研奖。
　　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在杨石先的领导下，南开大学无论在规模上，在教学、科研水平上，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骨干力量之一。

　　“文化大革命”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几乎毁灭了南开大学。
　　“文革”初期，当罪恶的的矛头危及杨石先的时候，周总理立即指示说：“南开大学杨石先同志是搞科学研究的，要关心、保护他们。”到了1968年冬，形势越发险恶，“国民党残渣余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诬陷之词，铺天盖地般地向他飞来。周总理得悉后气氛地说：“我了解南开大学，哪来的这么多叛徒、特务、反革命！”由于周总理的保护，才使杨石先幸免成为冤案的牺牲品。
　　杨石先性格内向、含蓄，喜怒不溢于言表，总是尽力使自己的心弦保持平静。当他被赶到集体宿舍坚持“三同”，被送往农村接受“改造”时，他无不默默地承受。就是但他的宅前甬道步上了鹿岩，卧室墙壁被凿穿，武斗中投掷的燃烧瓶在窗前爆炸的时候，他仍能压抑着愤怒，执着地伏案工作。但是，当闻知农药中试车间要被毁掉，他拍案而起，指责这种犯罪行为，当有人说：“学校不是科学院，要研究所干什么？”他严词驳斥：“世界上很多研究工作是从学校搞起来的。元素所不是我杨石先要办的，它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受周总理委托办起来的。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广大农名急等着农药用，可你们千方百计要拆元素所，对得起谁？叫我如何向周总理交代！”他殷殷以国家的科学事业为念，冷对猖狂，蔑视强梁，充分表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这不禁使人想起，1945年杨石先在书赠西南联大法学会题词中“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宁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的诗句。
　　70年代初，我国水稻产区发生白叶枯病造成大幅度减产。为了攻克白叶枯病，杨石先带领他的助手们在遭受创伤的实验室坚持研究工作。为了查阅文献，不管风雨寒暑，他是资料室仅有的几个人中来得最早走得最迟的一个。他们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做了近百个合成物，实验了十几种方法，终于研制了防治该病的新农药――叶枯净。

　　“四人帮”覆灭。1977年8月初，邓小平复职后抓的第一件大事是召集30位全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开座谈会，研究如何把教育、科研搞上去。杨石先在会上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恢复国家科委，以统一规划、指导、协调全国科技工作； 二、在我国驻美国联络处（当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设一个科学教育秘书，以适应即将开始的两国科技教育交流的需要； 三、通过一定方式选拔优秀科学人才，保证科技队伍后继有人； 四、采取措施，使中年教师从繁重事务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邓小平同志赞赏他的建议，并指示有关部门采纳实施。
　　看到几乎被“四人帮”毁灭的教育、科学事业开始萌动着生机，杨石先感受到精神解放的无比欢悦。年近八十的杨石先充满信心地开始着医治“文革”给元素所造成地创伤。他经过多方筹划，在短短地两三年时间里，相继调回了一些科研骨干，收回了农药中试车间，争取世界银行贷款，从国外购置了先进仪器设备，建立了毒理室、激素组和剂型组，积极知道该所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并且还译书，亲自培养研究生，人们无不为他老当益壮的精神所感动。
　　1979年杨石先被重新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这一任命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因为南开大学当时最感欠缺地正是一位威望高的校长。复职后，他对校党委为贯彻党地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而开展地各项工作都积极拥护，热情支持，坚决贯彻，从而使得南开大学能够及时地完成工作重心的转移，教学科研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为了办好南开大学，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每天从不午休，连续工作十几小时。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他任职期间，反复思考的是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他感到，当时一个突出问题是缺乏成熟的中青年教师。培养新的人才，刻不容缓。他说，要弥补十年浩劫在人才方面的损失，将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当前应由老教师承担起培养年轻教师的工作，同时要遴选优秀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要派遣师生出国训练，要从国外引进人才。他非常重视现有教师的业务进修，并积极探索和寻求与国外一些著名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凡是和他略有接触的人都会看到，他是怎样不避繁难地亲自处理国外函件，亲自接待外国来访者和即将出国进修、实习的师生。在南开大学恢复国际学术交流的最初阶段，几乎所有出国进修的师生都曾得到过他的直接关怀和帮助。
　　当时，杨石先除担任南开大学校长一职外，还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天津市科协主席、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以常人来说，有了这样的成就和高龄，本来可以颐养天年了。但他不顾年迈多病，总是奋勉自立，竭尽所长，从不度过一天的悠闲日子。更可贵的是，1980年，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党的长远利益考虑，为了使年富力强的同志早日走上领导岗位，又率先提出辞去校长职务的请求，在全国高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81年，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并任命他为南开大学名誉校长。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和各界人士，怀着眷念和钦敬的心情，深深地感念他对发展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